戳破“海上新清史”的话《共》术陷阱，还原真实的清代海疆治理！

　　近年来，海外兴起一股所谓“海上新清史”论调，看似试图打破“中国是大陆国家”的历史成见，实则依旧深陷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误区：强行将中国清代合理合法的海疆治理，套入西方殖民主义“海洋帝国”的扩张模板。

　　更应警惕的是，这种论调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讨论，隐隐与“新清史”相呼应——试图将中国海疆的治理归入“殖民叙事”，解构我国海疆治理的历史合法性。

　　中华文明是农耕、游牧与海洋文明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。中华海洋文明的本色，从来不是向外侵略与扩张，而是对蓝色疆域的守护与共生。

　　(一)治海护边：清代海疆治理的传承与革新 

　　“海上新清史”试图将清朝描绘成扩张性的“海洋帝国”，但这一论调在真实的万里海疆治理逻辑前无法成立。

　　与西方殖民帝国依靠坚船利炮进行海外掠夺截然不同，清朝海疆治理的突出特征在于内部的安全管控与防御属性。即便是备受争议的清初“海禁”与“迁界”，其本质也是极度保守的防御策略，旨在断绝海上的反清势力根基，而非争夺海外殖民地。

　　海疆平定后，清政府赓续宋元明以来的治海传统，以巡检司筑牢海防，以市舶司规范贸易，在流动的海洋社会中重建内部秩序，其中对渔民社会的治理便是最生动的写照。

　　渔船作为“耕海之具”，清代对其管理策略是宽严并济。渔民造船需经州县核查“确系殷实良民”并出具保结，方可烙印编号、发放执照。

　　针对广东与闽浙海域的风浪特点，清政府还对渔船的梁头尺寸与水手人数做出差异化规制。这不仅便于稽查走私，更巧妙平衡了航行风险与生产效率。

　　在民生保障方面，清政府大力推行“按船摊征”改革，明确大中型渔船按额交税且“不得加增”，小渔船则免征，彻底禁绝了地方豪强圈占海面、勒取渔租的陋习。

　　为守护蔚蓝疆域，清代构筑起全链条海防保障：每逢渔汛，官府亲赴海岛点验商渔船只，确保“并无滋事之徒”；若遇海盗滋扰，则以“江洋大盗例”从严惩治，以重典治海。

　　面对海难险情，清政府严令官兵“急出汛船拯救”，更颁行《失事船只保护章程》，将救助纳入官员考核、联动民间力量，逐步完善海上救助体系。

　　在传统的陆地治理中，人们依附于土地生产生活，但以海为生的渔民则注定必须“随鱼逐流”。清政府推行的这一系列举措，是国家治理体系向海洋社会的合理延伸，充分证明了中华海洋文明的核心在于兼顾秩序与流动的安民之道，而非西方话语下的“殖民与征服”。

　　(二)融海纳民：清朝海疆文化的聚心举措 

　　所谓“海上新清史”的核心谬误之一，是将清代对海疆族群的治理，等同于西方殖民帝国对岛屿及海洋原住民的隔离与剥削。然而，清代华南水上族群的命运转变，恰是对这一殖民叙事最有力的反驳。

　　在广袤的南部海疆，曾长期漂泊着以船为家、以水为乡、沉浮江海里的疍(dàn)家人。在明代，他们往往被贴上“贱民”标签，不许他们在陆地上定居及参加科举考试，不把他们和普通百姓同等看待，饱受歧视与压迫。

　　然而，清雍正七年(1729年)的一道上谕成为疍民命运的转折点：

　　“疍户本属良民，无可轻贱摈弃之处……准其在近村水乡居住，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”。

　　这道谕令破除了海陆二元对立，让疍民得以靠岸聚居，开启身份重塑的历程。

　　为在陆地真正扎根，疍民修建宗祠，称其先祖为“南雄珠玑巷”移民。更有不少疍民承顶户籍，成为缴纳赋税的“编户齐民”。

　　当疍民的权益受损时，政府法度亦能及时护持。如乾隆八年(1743年)，广东西江流域的豪强妄图霸占疍民赖以生存的鱼埠。高要(今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)知县顾彝挺身而出，立下《鱼埠归蛋民资生告示碑》，将鱼埠地点与经营者姓名镌刻于石上，严令“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”。

　　清政府以法度为疍民的传统海域使用权定分止争，尽显“因俗而治、一视同仁”的治理理念。

　　随着生存空间扩展，地方官员积极为疍家子弟创设学堂、开蒙启学，求学之风在水乡日盛。光绪十八年(1892年)，广州疍民卢维庆考中进士后入选翰林院庶吉士，用笔墨书香彻底改写了家族“浮家泛宅”的命运。顺德疍民吴全美更凭借赫赫军功逆袭为虎门水师提督，获御赐代表崇高荣耀的黄马褂。

　　从水上漂泊到入仕为官，疍民的身份重塑正是中华文明“兼容并蓄、教化同构”最生动的缩影。

　　如果用西方的“海洋帝国”模板来审视，这种跨越阶层的融合是不可想象的。

　　在近代西方大航海与殖民扩张中，殖民者对原住民往往采取严苛的种族隔离与剥削。

　　反观清代的海疆治理，其本质是文化认同的向心力与国家秩序的平等延伸。这种最鲜明的文野之别，让“海上新清史”生搬硬套西方殖民模式的企图不攻自破。

　　(三)守岛固疆：清代主权意识的宣示与彰显 

　　在清代的海疆经略中，岛屿绝非肆意掠夺的“海外飞地”，而是跨越波涛的文明枢纽。

　　康熙年间，朝堂上出现“弃台论”，施琅上奏《恭陈台湾弃留疏》，力陈台湾乃“江、浙、闽、粤四省之左护”，促使康熙下决心统一台湾，从此开启长达两百年的岛陆同构进程。

　　当西方殖民者忙于在海外建立奴隶种植园时，清政府却在台湾广建书院、播撒儒学种子，孕育出汪春源、丘逢甲、郑鹏云、许南英等一批日后誓死捍卫台湾主权、维护祖国统一的核心力量。

　　光绪十一年(1885年)台湾建省，首任巡抚刘铭传大刀阔斧地筑基隆、淡水炮台以强海防，开煤矿、筑铁路、设电报局以推进近代化，对台湾少数民族秉持“民番皆朝廷赤子，理应一视同仁”的理念，使台湾迅速崛起为新兴的“海疆重镇”。

　　纵观清朝的海疆治理逻辑，不仅毫无西方话语中的“侵略性”，反而始终处于“反抗侵略”的守势。当西方列强依仗炮舰横行世界时，清朝正深陷“有海无防”的危机，在夹缝中艰难守卫蓝色领土。

　　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，日本商人悍然侵占东沙岛(属今东沙群岛)，“拆毁天后庙，焚化渔民骸骨”。两广总督张人骏援引《万国公法》，以无可辩驳的历史铁证——东沙岛历来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，那座被毁的天后庙正是中国渔民的信仰见证，令日本所谓的“无主地”谬论破产。

　　宣统元年(1909年)，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水师巡视西沙群岛。水师将士在岛屿上勒石命名、鸣炮升旗，向世界庄严宣示主权。同年，两广总督衙门正式设立“筹办西沙岛事务办”。自此，南海诸岛实现了从“巡而不治”到“管治结合”的历史性跨越。

　　清代对台湾及南海诸岛的治理，不仅印证了我国“疆域不可犯、主权不可让”的原则底线，更充分证明了：岛屿社会的发展，始终是整个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　　从疍家港村的袅袅炊烟到台湾书院的琅琅书声，清代海疆实践展现了一幅恢弘的中华海洋治理画卷。它绝非西方语境下的“帝国扩张”，而是中华文明“守边安民”理念的日常实践。

　　在“岛屿中国”的视角下，浩瀚的波涛化为连通华夏气脉的内在纽带，星罗棋布的岛屿则成为中华海洋文明生生不息的传播枢纽。由此观之，陆地与海洋从未分隔，农渔牧耕交相辉映，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整体。

　　(作者单位：区缵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、区域国别研究院；齐芳，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、区域国别研究院。本文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我国大陆地区博物馆藏台湾少数民族文物的整理与研究”(24SGC091)。)

　　来源：“道中华”微信公众号